任賢良：領導干部對新媒體要防"三種不良思維"

　　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會長任賢良。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今年5月，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會長任賢良所著的《輿論引導藝術——領導干部如何面對媒體》再版發行。

　　陜西華南虎照片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紅黃藍幼兒園事件，50個熱點新聞事件全面“復盤”；匯集效應、首聲效應、洼地效應，7個輿論傳播新特點歸納提煉；新聞發布會怎么開、“手把手”式教學如何面對媒體采訪……過去30多年，任賢良完成了從一線新聞從業者到新聞事業管理者之間的角色轉換，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技巧。在書中，他剖析自己指揮處理的多起重大輿情事件，闡釋各級領導干部應如何面對新媒體，有效引導網絡輿論。

　　近日，任賢良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介紹了該書再版的臺前幕后，并分享自己多年身處輿論一線的心得體會。在書中及受訪時，他多次強調，政府面對新媒體不要封堵輿論。

　　談再版

　　“復盤”50多個重大熱點新聞事件

　　新京報：當時怎么想到要寫這本書？

　　任賢良：《輿論引導藝術》一書最早是我總結新聞管理工作和黨政工作實踐形成的《領導干部如何面對媒體》文稿。當時寫這本書主要面對那些年輿論事件頻發造成的沖擊，也出于職業敏感和黨員干部的責任，主要介紹了一些必備的新聞理論知識和大量的案例分析，目的是不斷提高領導干部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為了適應大眾傳媒和輿論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新媒體的異軍突起，我結合近年來的工作和思考，在原有書稿基礎上修改完善，形成了《輿論引導藝術——領導干部如何面對媒體》再版一書。

　　新京報：和舊版相比，新版有哪些不同？

　　任賢良：《輿論引導藝術》最早成書于2010年，當時我還在陜西省廣電局任職。此后我又任陜西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后來又有了近5年國家網信辦副主任的經歷，對宣傳管理工作特別是網上輿論引導工作有了更多的經驗和體會，可以從政府主管部門、媒體管理者以及曾經的媒體人等多角度對輿論引導藝術進行更全面的分析和闡釋。

　　這次修訂，我結合近年來在網絡宣傳管理工作一線的經歷，重點闡釋了網上輿論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增加了如何正確認識、把握和運用新媒體等內容，為領導干部如何面對新興媒體提供了前沿思考。

　　新版還總結分析了我指揮處理、跟蹤研究的多起重大輿情危機、群體性社會事件，梳理了50多個重大熱點焦點新聞事件作為案例，闡述了各級領導干部正確面對媒體、有效引導輿論的基本方法和步驟，介紹了應對網絡輿情的新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方便各有關方面對照檢查、參考應對。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本書也算是領導干部如何應對媒體的實用手冊。

　　談新媒體

　　領導干部面對新媒體要主動適應

　　新京報：你認為各級領導干部應以怎樣的心態面對新媒體？

　　任賢良：近年新媒體異軍突起，相對于傳統媒體，新媒體具有信息量大、覆蓋面廣、時效性強等優勢。各級干部面對新媒體應該主動適應、把握規律，積極有效地做好輿論引導工作，同時要警惕和防止“三種不良思維”。

　　一是輿情觀念淡薄。比如，2018年涉及滴滴公司的部分輿情事件，輿論早前已經多次指出滴滴存在的問題隱患，但有關單位和部門卻不夠敏感、輿情觀念淡薄，并未引起高度重視，也未采取措施加以有效監管，導致乘客遇害等惡性事件發生。

　　二是作繭自縛心理。在高度發達的信息時代，借助互聯網每個人都是千里眼、順風耳，誰都無法掩蓋突發事件的真相，更不能作繭自縛來欺騙社會公眾。

　　三是試圖封堵輿論。新媒體傳播中，量變的過程常常很短，如不及時采取措施疏導控制，而試圖采取封堵的錯誤做法，一定會引發潰壩效應。突發事件發生后，不及時主動發布信息，幾小時之內就會出現猜測性的報告、謠言。如果試圖封堵消息，兩天之內就可能演變成輿論事件。尤其在新媒體時代，時效更快、覆蓋度更大，現在沒有偏僻之地，沒有孤陋寡聞的人。

　　談政府與媒體

　　黨委政府要和媒體建立良好公共關系

　　新京報：書中你多次提醒，政府部門封堵消息后果嚴重，在你看來，現在這種封堵的現象是否比較普遍？你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任賢良：中國早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訓。近年來，廣大民眾的知情權需求和話語權訴求空前高漲，這就決定了新聞事業管理要堅決摒棄封堵思想。但有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封堵消息、怕輿論監督的現象還時有發生。社會公眾對一些情況感到疑惑和恐慌時，都會急切關注黨委政府的聲音和主流媒體的報道。如果黨委政府三緘其口、封堵消息、主流媒體失語，公眾就會通過上網查詢、四處打聽、道聽途說等形式獲取信息，以致造成以訛傳訛、小道消息滿天飛。

　　這種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我認為主要有這么幾點：一是有些地區和部門的領導干部對媒體的重要性和作用認識不足，甚至缺乏應有的政治素養和媒介素養。二是仍然不同程度地沿襲過去“報喜不報憂”的習慣，對負面事件往往只處理不報道，或者先處理后報道。三是抱有狹隘守舊的執政理事觀念。在如今信息高度發達的社會，如果不重視、不主動做好輿論引導，不僅影響事件處置，還可能貽誤最佳處置時機，誘發危機的連鎖反應，最終損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新京報：書中提到了政府與媒體的關系，簡單概括一下，你認為二者應該是怎樣的關系？

　　任賢良：我在書中講到，在新形勢下，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要與新聞媒體和記者建立良好、融洽的公共關系。新聞媒體不僅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更是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紐帶，不僅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更是相互促進、良性互動的合作伙伴。

　　政府如何面對媒體和記者，一定意義上就是如何面對社會公眾、如何面對人民群眾的問題，好形象或壞形象都會被大聲音、寬范圍傳播。因此可以說，政府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正確面對新聞媒體，如何有效引導社會輿論。

　　任賢良

　　曾任新華社記者和新華社陜西分社社長，從事新聞采編工作15年；后任中共西安市委副書記，陜西省廣播電影電視局黨組書記、局長，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并連任三屆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2013年出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和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2018年起出任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