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文明水位需要“小題大做”

　　我們為《條例》的制定叫好，在于這一頂層設計有助于提升城市文明水位，也在于其反映出北京在城市治理“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又一次精進。文明抽象又具體，因而細節決定成敗，從雞毛蒜皮破題抓到了點上。另一方面，城市文明雖然多是“小題”，卻要“大做”。只有制度先較起真來，人們才有充足的動力去矯正小節。北京參透了社會文明建設中“大與小”的辯證關系。

　　日前，《北京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公布。兩個月前，本市開展了相關問卷調查，票選出廣大市民最為認可的文明行為以及怨聲最大的不文明行為。如今公布的《條例》，不僅充分反映了民心民意，還提出建立“文明行為激勵回饋制度”，將文明行為記錄與積分落戶加分、住房和醫療保障等優惠政策掛鉤，使之成為用人單位招聘錄用、職位晉升、待遇激勵的重要參考。

　　文明源自培養，風尚需要引導。作為首善之區，北京對文明倡導向來不遺余力，但為此進行全面的社會調查并制定針對性的地方法規，實不多見。上述《條例》不僅全面細致、直擊痛點，而且獎罰分明、約束性強。就拿行為糾偏來說，乘車霸座、遛狗不牽繩、高空拋物、亂穿馬路等近些年的輿論“槽點”全部在列。再看對應的懲戒舉措，直接與當事人的生活實際、切身利益掛鉤。誰有失文明，誰付出代價，簡單的邏輯、真切的痛感保證了措施的力度。從過去的經驗看，城市文明包羅萬象、判定標準主觀性強，引導工作時而陷入“水牛掉進井里——有勁兒使不出”的尷尬。《條例》分門別類地明確了具體行為和獎懲措施，讓廣大市民一目了然，更為引導工作提供了抓手，著實值得點贊。

　　我們為《條例》的制定叫好，在于這一頂層設計有助于提升城市文明水位，也在于其反映出北京在城市治理“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又一次精進。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這是新時代的北京孜孜以求的目標。而一說到和諧宜居，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優美的環境、便利的設施。但市民的文明有禮、社會的崇德向善，何嘗不是題中應有之義？近些年，北京狠抓硬件提升，如今發力城市文明，這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對于精細化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認識。但何謂城市文明，又該如何提升？相較于堵上一個墻洞、拆除一處違建，這項工作著實抽象。其實，文明的宏大敘事對接到市井生活，就表現為“根植于內心的修養，無須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這可能是公交車上的一次禮讓，接過快遞時的一句“謝謝”，路見不平時的一聲怒吼。文明抽象又具體，因而細節決定成敗，從雞毛蒜皮破題抓到了點上。

　　另一方面，城市文明雖然多是“小題”，卻要“大做”。平心而論，在權利與義務這兩端，人們往往愿意享受文明的成果，卻不愿承擔文明的成本。比如誰都討厭闖紅燈的人，但自己闖時總有理由；誰都討厭隨地吐痰的人，但自己吐時就情有可原。就北京而言，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何其巨大，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凝聚文明共識不易，即便共識達成，也總有人是“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的狀態。比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乃社會共識，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口號喊得震天響，有些人就是我行我素。直到北京出臺“史上最嚴控煙令”，劃定“帶頂兒”“帶蓋兒”的場所全是禁區，明確舉報電話、責任主體、處罰舉措等執行細節，這才實現了一定改觀。可見，正因文明不過是一句話、一根煙的事，所以總有人不當回事，旁人也不好多說。只有制度先較起真來，人們才有充足的動力去矯正小節。總體來說，北京參透了社會文明建設中“大與小”的辯證關系：宏大任務要落小落細，小事落實又要“大動干戈”。

　　說到底，文明是管出來的。如今北京制定《條例》無疑是個好的開始，但能否取得預期效果關鍵看落實。我們從不缺少提升社會文明的決心和行動，但運動式、號召式的做法往往“雨過地皮濕”。《條例》引人期待，就在于其系統性的設計以及動真格的處罰。法規的生命在于執行，況且《條例》聚焦的都是市民“吐槽”最多的不文明行為，只有予以重點突破，后續才能以點帶面。萬事開頭難，但事實證明，一旦踢開了頭三腳，后面往往事半功倍。比如近鄰日本，在1948年就出臺了《輕犯罪法》，將隨地吐痰、亂丟垃圾等行為通通列為“輕犯罪”，對應著罰款、拘留或二者同處的處罰。日本城市今天的面貌，與這部法律的嚴格實施密不可分。“一時不文明，時時受約束；一處不文明，處處受阻礙”，形成這樣的鮮明導向，才能讓文明的舉止始于自發、成于自覺。

　　倉廩實而知禮節。今日中國已是世界大國，北京更一躍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反觀現實生活中的諸多不文明行為，都是一種個人生活觀念和社會發展程度錯位的產物。以完善頂層設計為起點，以狠抓“天大的小事”為切入點，構建與和諧宜居相匹配的社會風氣，才能讓文明傳遞到城市的神經末梢，活躍在每個居民的血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