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防以權謀股 守護“親”“清”關系

　　4月28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江蘇省政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繆瑞林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通報中，繆瑞林被指“違規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引發輿論關注。

　　當官發財應兩道。縱觀近年來落馬的領導干部，不少人既想“官運亨通”，又想“生財有道”，更有甚者，不惜以金融手段為掩護，違規“持股”大搞權力腐敗。以權謀股，其實是以權謀私的一種表現，雖然不易為外界察覺，但“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如此“玩火”，游走在紀法邊緣，即便再小心謹慎，也終將跌入萬丈深淵。

　　違規持股 花樣繁多

　　一直以來，禮品、禮金、消費卡(券)等作為針對貪腐官員的“傳統”釣餌，價值相對固定，看得見摸得著，時常被用來“恭請笑納”。隨著資本市場的興起，作為金融工具之一的有價證券等，因其“深藏不露”，逐漸受到心懷不軌者的青睞。

　　借分管工作的職務便利，個別領導干部不甘寂寞，插手資本交易市場。人稱“股神副省長”的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原副主席白向群，僅通過資本市場內幕交易和泄露內幕信息就非法獲利超過8000萬元。再如貴州省原副省長王曉光，也曾被指控參與內幕交易。

　　再看證券監管部門，尤其是其中的發行審核部門，它們不僅掌握著股票上市發行的“生殺大權”，更能直接獲取“第一手信息”，“入股”交易自然穩賺不賠。前深交所發審監管部副總監、曾任發審委委員的馮小樹僅投入本金300萬元，先后以岳母彭某嫦、配偶之妹何某梅名義提前入股多家Pre-IPO企業，并在企業上市后迅速拋售，就獲利高達2.48億元。2014年以來，證監會的姚剛、李量、李志玲、劉書帆等領導干部相繼被查，“發審腐敗”的蓋子隨之揭開。

　　“自己從未向企業索賄，拒收企業為感謝自己送的現金、購物卡超過30次，金額累計超過400萬元。”深圳市發改委能源與循環經濟處原處長李鐳信誓旦旦。的確，他基本不收財物，而是自作聰明地“一手批扶持資金、一手購買原始股”，一再套現獲利。這些領導干部憑借手握的“審批權”，為上市企業獲取利好政策或者補貼資金開啟“綠燈”，并以此“置換股權”，從而“空手套白狼”賺得盆滿缽滿。與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有牽扯的上市公司就有5家，在這些公司通過種種審批過程中，劉鐵男所扮演的正是“掮客”角色。

　　伴隨著改革浪潮持續推進，少數領導干部不再滿足于充當“掌門人”，而是要以“操盤手”的身份“一試深淺”。他們通過違規轉讓股權，將國有股權逐漸稀釋后據為己有，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自己卻獲利豐厚。北良公司原法人、總經理宮明程就是這樣“變著戲法”，違規將公司所持下屬公司67%的國有股權按賬面價格轉讓給私營企業，使一家國有全資控股公司變為民營控股企業。宮明程退休后，旋即上任該民營企業總經理，可謂“老謀深算”。

　　此外，還有一些領導干部則直接違規參與經商，或實或虛，以少量資金乃至干股等形式，實現投資分紅。江蘇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原黨組成員郗同福違規與親友經商辦企業，并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股權超千萬元，調離時退股獲得65套房產、30個車位的巨額分紅。杭州市富陽區環境衛生管理處原處長駱紹平更是以干股“長線投資”，短短四年，先后20余次收受135萬元“分紅”賄賂款。豐盈回報背后，他們所投入的“股本”顯然是權力。

　　鑒于黨紀國法明文規定領導干部不能參與經商，一些領導干部便借他人之手玩起“股權代持”，讓傀儡股東站在前臺，自己則隱身幕后、施加影響。

　　在這些人看來，收受財物具有明顯的投機性質，是短期行為；而收受股權則具有一定的投資性，可以長線持有。此類“股權交易”絕非一錘子買賣，背后需要長久的“合作關系”作保障，雙方勢必訂立攻守同盟，攫取不菲的長期收益。

　　掩人耳目 豈可“雙贏”

　　領導干部違規持股，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在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看來，很多企業也都希望官員來參股，這樣一來，就等于這個企業有了一把“保護傘”。如果有某個部門過來“找麻煩”，那么這個官員就會給相關部門打招呼，拜托其“網開一面”。

　　廣西永福縣涉黑涉惡犯罪團伙在開展不正當經營中，千方百計讓縣政協原主席劉永祥在他們的采石場、賭場以及工程項目中占干股，并多次主動送上分紅，將其“拖下水”，成為“綁在一條繩上的螞蚱”。正因如此，劉永祥一次又一次地幫他們“化解難題”。

　　在一些貪腐官員眼里，送錢、送物、送卡等不過是“小打小鬧”、意思不大，為了大發橫財，他們覬覦的是利益更大的股權。安徽省合肥市新站綜合開發試驗區財政局原局長董黎明就是通過搗鼓干股“發家致富”的。作為5家“國字號”的一把手，董黎明有自己的“小算盤”，僅收受現金和購物卡23萬元，卻攬入干股價值逾千萬元。

　　諸般案例表明，有些貪腐官員顯然不滿足于一次性的好處費，認為自己出面，為企業帶來的是長久效益，自己應該憑借“貢獻”享有企業的股份和持久的利潤。

　　不少專家認為，腐敗官員違規追逐“股份”，具有一定的技術型特征。他們有著異化的權力觀，既想當“老板”，也想當“專家”，其中不乏高學歷者，從金融思維出發，將權力作為“資本要素”進行商業運作；特別是在信息不對稱中，貪腐官員利用權力占據主動地位，對入股的規則、入股比例、分紅方式等占據絕對話語權，從中大肆謀利。

　　一方“得利”，多方“受益”。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表示：“一些官員及其家屬能夠更早更方便地接觸到非公開信息，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通過低買高賣等形式，獲利空間巨大。有的則為上市公司的許可審批、手續辦理、項目建設等打招呼、提供便利，而其親屬獲得相關投資機會或股權，或者讓企業‘先發財后回報’，進行利益輸送，形成腐敗期權化。”

　　不管是企業主還是領導干部，他們都熱衷于通過股權增進交往，實現合作長期化、利益最大化。然而，違規“持股”不僅有損公權力，還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特別是利用信息進行內幕交易、關聯交易謀取暴利的行為，對資本市場沖擊大、影響廣，老百姓對此更是深惡痛絕。

　　堅決遏制“股權腐敗”

　　毫無疑問，反腐敗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的特征，正因于此，對違法亂紀行為必須“露頭就打”，絕不能讓其“養成坐大”。對“股權腐敗”行為必須抓早抓小，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堅決消除權力尋租空間。

　　為此，“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資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股票、基金、投資型保險等的情況”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的情況，包括投資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注冊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等，以及在國(境)外注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等的情況”均被納入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范疇。

　　依據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九十四條等條款，對領導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特定關系人等“身邊人”違規參與股票交易、實施“股權腐敗”等行為的，要視情節輕重給予相應處分。

　　近年來，各級各部門紛紛開展大規模整治行動。上交所對少數進所前本人或近親屬持有股票，進所后因所持股票處于限售、停牌或退市等狀態無法及時清理的員工逐一登記。同時，將其本人及近親屬身份信息輸入市場監察系統動態監控，一旦具備清理條件立即督促清理。湖南省衡陽市專門出臺《關于嚴禁黨員干部和國家公職人員投資入股經商辦企業、參與企業集資或收受企業干股的規定》，廣州、成都等地集中對領導干部違規收受干股或代持股權參與企業經營，以及親屬違規購買企業內部員工股等問題進行嚴肅查處，堅決防止領導干部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在企業謀利。

　　對于內幕交易、關聯交易等腐敗問題，不少專家則建議，應盡快調整證券監管部門權力結構，強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公開機制，壓縮股市交易非法謀利、惡意炒作的生存空間。

　　深圳大學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主任潘燕萍認為，反腐制度的健全、社會輿論的有效監督、對職業倫理的敬畏與忠誠是治理公職人員通過權力尋租濫用“股權代持”的根本之道。

　　“‘股權腐敗’多發生在熟人群體和利益關系中，有公權力‘保駕護航’，有專業人士找尋政策法律漏洞，容易被‘合法’外衣所掩飾，往往不易被察覺，其危害不容小覷。”福建省永春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縣監委主任江淵說，紀檢監察機關要主動靠前，加強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尤其要注重完善與審計、財政、金融等部門的協作機制，增強反腐合力，暢通內外監督渠道，對領導干部違規“持股”問題早發現、早介入、早處置，防止“小病”演變成“大患”，切實壓縮公權力暗箱操作空間，倒逼公權力透明化運作。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事實證明，能夠獲取長期穩定增值和收益的決不是“股權”。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只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在與企業交往中做到親而有度、清而有為，守住“親”“清”政商關系，守紀而不逾矩，方可行穩致遠，收獲人生最大價值。(本報記者 管筱璞 通訊員 紫藝 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