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的深情與遺憾

　　書名：歐洲文化史（上下） 作者：【荷蘭】彼得·李伯庚 ：趙復三 出版者：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6月

　　歷史寫作首先是一種選擇，尤其對那些喜歡單打獨斗的歷史學家來說，當他們完成自己的著述后，注定會引發一場沒有結論的爭議。歷史寫作的選擇，意味著你放棄的東西與你選擇的一樣多。我被這本著作所吸引，不是因為他對其中歐洲歷史的梳理，而是他在其中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深情。

　　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經說，寫文化史最嚴重的一個困難就是，為了讓人便于理解，必須把那些偉大的知識發展過程分成許多單一和往往近似的范疇。在我的閱讀經驗中，歷史的編寫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擔憂，它應該是一項合作的事業，但是大多數歷史學家卻愿意單打獨斗。我的矛盾心態來源于兩個方面，合作撰寫的歷史總覺得缺少了個人特色，顯得平庸；而單人撰寫的歷史著述又受限于個人的視野和能力，雖能凸顯出獨創性，但又往往缺少全面的視角和觀察。

　　帶著這種復雜而矛盾的心態去讀《歐洲文化史》很有意思。倒不是說非要用所謂而挑剔的眼光審視這樣一本著作，而是說無論作者怎么樣寫都注定會留下遺憾，更何況是一個荷蘭歷史學家用英文寫作的《歐洲文化史》在中文語境中被閱讀，被解剖。這其中幾層文化差異的錯位很可能讓這本宏大而精彩的著述少了幾分精彩的韻味，多了幾分誤讀的可惜。誤讀不是因為我們對歐洲歷史的隔膜，恰恰是我們對歐洲歷史的熟悉——我沒有說錯，至少科書中對世界歷史的進程有著大概的了解，而且這種教科書的歷史觀對我們影響深遠，以至于我們總用這種幼稚的歷史觀去衡量一種更為成熟和穩妥的歷史觀——正是這種自以為是的熟悉造成了誤讀的可能性。

　　歷史寫作首先是一種選擇，尤其對那些喜歡單打獨斗的歷史學家來說，當他們完成自己的著述后，注定會引發一場沒有結論的爭議。歷史寫作的選擇，意味著你放棄的東西與你選擇的一樣多。這位荷蘭的歷史學家彼得·李伯庚在《歐洲文化史》中提到過這樣的小插曲，當他以為完成了自己的歷史，豈不知受到的比以為更甚。有人會說他的著作忽視了教傳統中《圣經》的作用，有人說他過分強調了教對歐洲文化的影響，有人說他沒有強調勞苦大眾在形成歐洲過程中的作用，還有人說他不應該在一部文化史著作中過多強調經濟和背景……

　　李伯庚受到這樣的多少有些不公平。像布克哈特提到的，知識發展的過程從來不是單一的，文化史、思想史、經濟史和史等等總是要在一起，歷史的書寫之所以清晰，只是為了便于我們梳理歷史的頭緒，它是一種歷史敘述，而不是歷史事件。歐洲也不是靜止的狀態，它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演變，而且還會繼續變化下去。如何描述這種變化，并從中尋找出歐洲文化發展的各種因素，就是歷史學家應該關心的問題。

　　法國歷史學費爾南·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中對歐洲文明提到過這樣一種觀察，歐洲文明一方面似乎是高度統一的，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所有歐洲的國家都擁有完全相同的文明呢？答案顯而易見不是，歐洲有著不同的國家，自然有著不一樣的文化習俗，但是，布羅代爾說“歐洲所有的運動，無論是來源于它空間的哪一個點，都有蔓延到整個歐洲的傾向。我們說僅僅是傾向。某種文化在歐洲的這一部分或者另一部分可能遭到拒斥或；抑或出現相反的情況，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往往越過歐洲的邊界，甚至不再是‘歐洲’的文化，而成為世界性的文化，開始于整個人類”。想想有史以來的各種大事件，希臘哲學文明的、教文化的、文藝復興運動對人類文明的影響、近代等天賦觀念的流行，無不一一印證歐洲文化的統一性與擴散性。它的多樣性文化與統一性文化似乎并行不悖，在互相中蓬勃發展起來。李伯庚在《歐洲文化史》中對各種文化藝術形式的整理也正印證了這一觀點。

　　讀《歐洲文化史》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那就是開篇提到的布克哈特的那個觀點，李伯庚把歐洲文化的歷史分成了一個個單一而有趣的部分。每一章相互聯系又互相，絕不是那種單純按照時間軸的發展書寫歷史的庸常寫法。他把自己的對歷史的興趣帶入了自己的著作，在強調各種觀念的同時，引用了大量的文獻——歷史寫作當然免不了文獻的存在，但是他的引用恰恰避開了歷史寫作對宏大敘事的，特意選取了很多精彩有趣的細節資料來彌補觀念敘事的不足。

　　我印象最深的一個部分就是在第十章里談論“移民、旅行以及在歐洲的文化擴散與整合”。在我讀過的歷史著述中很少會看到這么好玩的寫法。我們甚至從未注意到歐洲的歷史上，旅行對文化的所存在的意義。李伯庚的一個觀點就是，在歷史上，不僅出國旅行，即便在本國旅行也能引起文化的演變，比如長期的貿易往來會帶來語言上的交流，豐富歐洲語言的詞匯與思想。他甚至根據旅行方式的不同，把這種文化旅行分成了三種模式：商業旅行、外交旅行和尋求教育的旅行。

　　他搜集了很多學者的資料，都證明他們曾經把旅行看作一種極其重要的交流方式。這些細節本來曾經存在我們的以往學習歷史的意識中，唯一可惜的是，由于過于關注歷史事件的重要性，反而忽略了歷史細節可能存在的意義。在當時交通不便的狀況下，旅行不但成了一種上的磨礪，也變成了思考日益成熟的心理歷程。李伯庚談到歐洲歷史上這種文化旅行時說：“17、18世紀間，外交旅行和教育旅行結合，成了歐洲文化中的一種經常現象，稱為‘大型旅游’，尤其從西北歐看，周游意大利、法國當然是令人稱羨的一次‘大型旅游’。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這種‘大型旅游’表明了南歐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性。這種‘意大利的深情’，直到18世紀，有文化素養的歐洲人，包括帶文化沙文主義情緒的法國人在內，都沾染這種深情。”

　　我們能注意到這種旅行的發生不是因為美景，是因為文化的吸引。歸根結底，歐洲文化的根源都與意大利聯系在了一起，在意大利的城市中，我們不但能領略到文藝復興的盛況，還能窺得羅馬帝國文化的廢墟，以至于有種“我站在燦爛文化的廢墟上”的感慨。歐洲文化的蓬勃的生命力與吸引力在旅行中得到了更好的驗證。我們都想從傳統中尋找構建未來的力量，從文化的余韻中尋找未來的。

　　當然，這只是《歐洲文化史》的一個側面。我被這本著作所吸引，不是因為他對其中歐洲歷史的梳理，而是他在其中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深情。我們經常說，歷史學家應該對自己的研究對象保持一種客觀的距離，以免讓自己的感情影響自己的判斷。但在那些細致的部分里，我們仍然能察覺出一個歷史學家對他挖掘出的細節的熱愛。他使用什么樣的史料，某個部分都有著自己的偏好，這是個人與時代的局限，無法避免。于是我們只能從他的這種偏好中了解以為歷史學家的趣味。

　　李伯庚在書中提到雅各布·布克哈特時，說他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雖然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作出了出色的分析，但是“他描繪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完全是正面形象，可能過于肯定一切了”，他猜測這可能是歷史學家對自己的時代頗有不滿，才會把全部的感情傾注于那個黃金時代的懷舊中。他順便還提到了荷蘭歷史學家的約翰·赫伊津哈對西歐中世紀后期的描繪有同樣的缺陷。但是在我的閱讀印象中，無論是布克哈特還是赫伊津哈他們的著作之所以如此擁有長久不衰的魅力，也正是他們對自己研究的那個歷史時期傾注了全部的深情。

　　所以我注意到這個細節不是因為它的突兀，在一本描述歐洲文化發展歷程的教科書中對另外兩位歷史學家進行，而是突然想到，假如真像他說的這樣，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李伯庚又是如何避免這種困境出現呢？我們的歷史研究總不但受限于我們自身的能力和條件，還受限于我們時代的語境。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陷入這種歷史的困境時，又能如何苛責別人？

　　也許，我們應該回到歷史的宿命論上，重新開始追問，我們能客觀對待歷史嗎？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爾·斯坦福在《歷史研究導論》提到這種疑慮時說，歷史永遠有一種浪漫的吸引力，為了應對這種浪漫，歷史學家必備的技藝是多元的，不但要掌握文獻和，更重要的是必須“從具體上洞察個人，從總體上洞察人性”，方能把自己的研究誤讀減至最低。正如歷史的書寫如果注定留下遺憾，那也是“偉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