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大”人物》：翻拍片本土化的成功嘗試

　　今年年初，一部國產(chǎn)犯罪動作電影《“大”人物》登上銀幕，這部翻拍電影上映幾天票房便破2億元，擺脫了“翻拍片難成功”的宿命。究其根本，影片的成功之處在其本土化的改編。相較于韓國的原版電影《老手》，該片的情節(jié)節(jié)奏較為松弛，人物更具生活氣息，許多小細節(jié)的融入也為其增分不少。與眾多電影的本土改編相比，該片整體呈現(xiàn)出一種行云流水的成熟姿態(tài)，從情節(jié)和情感兩方面滿足了觀眾的觀影體驗。

　　在對于社會問題和案件的選擇方面，與原版相比導(dǎo)演五百做了不小的調(diào)整，外加恰到好處的喜劇外殼，使整部片子變得更接地氣，片中的主人公孫大圣，也再次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人民警察為人民”的錚錚誓言。五百在劇本階段就結(jié)合了比較有話題性的社會問題和案件，官商勾結(jié)、暴力強拆、假幣制造……成為犯罪動作片的又一個突破。片中的罪行丑態(tài)跟我們現(xiàn)實中的惡意毀壞財物、強要“過路費”、賄選拉票、聚眾斗毆、敲詐勒索、欺壓百姓這些上不得臺面的胡作非為一樣，看似疥癩之疾，實是膏肓之患，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安全感。而《“大”人物》恰恰把其擺上臺面，通過影視化的話語進行解構(gòu)、剖析和反思。

　　影片將張弛有度的劇情節(jié)奏、幽默滑稽的敘事風格、鮮明真實的人物形象三者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電影除了將敘事重心放在敘事主體上，讓觀眾緊緊跟隨著孫大圣的腳步去看整個事件的發(fā)生和解決，也在逐漸深入的情節(jié)中適當加入了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細節(jié)。合理化的電影節(jié)奏促使本片的敘事風格從持續(xù)的嚴肅緊張轉(zhuǎn)向了松散的井然有序，并且緊湊的情節(jié)之中還被嵌入了足夠的包袱和笑點，給觀眾緊繃的情緒提供了過渡緩沖的時間。

　　《“大”人物》中的人物塑造從其性格缺陷出發(fā)，努力讓人物接地氣，凸顯其真實感，其中孫大圣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度很高。首先，敢于同天抗爭、自由叛逆的孫悟空形象本就深深地印刻在每一個國人的心里，所以，擁有和孫悟空近似的名字、在電影的舞臺劇片段中穿著猴子戲服等一系列細節(jié)都賦予了孫大圣這一形象不少象征意義，讓觀眾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也是那個勇往直前、充滿抗爭力的人物。內(nèi)部性格、外部困境都很討巧的人物設(shè)定，再加上具有廣泛共情力的象征意義，讓孫大圣擁有了真實且極具感染度的表達能力。

　　在這樣一部典型的犯罪動作類型片中，導(dǎo)演大量地使用了“荷蘭角”式鏡頭，不斷增加著畫面的張力和營造不安的氣氛。微微傾斜的畫面當中，無論是前來討薪的工人，還是人民警察孫大圣，又或者是黑惡勢力“大人物”身邊的馬仔，幾乎都被擠到了畫框的邊緣，而“大人物”幾乎占滿畫框，畫面的構(gòu)圖多以“大人物”為視覺中心點延展，這樣的畫面在影片的前段幾乎一直表達著這樣不對等的關(guān)系。隨著情節(jié)的推動，“小人物”在正義的覺醒以及拼死捍衛(wèi)正義的決心下，慢慢占據(jù)了畫框更大的面積，并且在近景中，鏡頭開始多用仰角拍攝“小人物”，以此肯定“小人物”所代表的正義的崛起，逆襲之路就此開始，一直躲藏在故事背景中的黑惡勢力，被“小人物”一步步掃到臺前。當黑惡勢力出現(xiàn)之時，總有人挺身而出，正義或許會遲到，但從不會缺席。最終，小人物完成了逆襲，捍衛(wèi)了正義。

　　該片作為一部融合了喜劇、犯罪、動作元素的電影，用喜劇的方式揭示了社會問題。雖然影片的氛圍是輕松幽默的，男主角更是浩然正氣中多了幾分“滑稽”，但主題卻是嚴肅的，正是這種“嚴肅的幽默”直擊社會普通人的心靈，因此影片除了呈現(xiàn)出一種調(diào)侃和暗諷，還有著很多理性的思考。對于一個紈绔子弟而言，社會的秩序早已經(jīng)由掌握社會財富的少數(shù)人制定好了，在他們的概念里世界就該是這樣的，但這種意識是不合理的，那么必然催生出一個或多個奮起反抗、沖破一切的力量，于是，影片的主人公就成了那個絕地反擊的人。

　　目標、阻礙、努力、結(jié)果，如此簡單的結(jié)構(gòu)故事，單一的敘事線條，卻將正邪勢力水火不容的對抗以幽默詼諧的方式進行了極致的呈現(xiàn)。片中很多小橋段令人捧腹，一個如此嚴肅的話題都能被挖掘出如此多的笑點，且不低俗，實屬不易。親情、幽默、動作、喜劇這些電影類型元素都裝在這樣一部單刀直入、直奔主題的電影里，巧妙地融入觀眾的笑聲中。這部電影的最大特色是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感、尖銳的諷刺性及雅俗共賞的大眾化。可以說，《“大”人物》是一部能為普通大眾所共同欣賞的影片，片中折射出來的，是每一個人的社會側(cè)影。

　　 （作者：邵莉莉）